刑法第一百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

　　从5月1日开始，刑法修正案(八)开始实施。在第一百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

　　在宁波市海曙区法院女法官张丹丹看来，这体现了国家对孩子的关爱，“和我的实验方向是一致的”。

　　她的实验坚持了4年——请家长去看望那些被她判刑的孩子，维系他们的家庭和亲情。不过，她邀请的12个家长，有5个没有来。

　　特派记者汪再兴 摄影 陈小向 发自陕西

　　4月18日的午后，一个毒蝎状的暗色刺青爬上了少年光洁的脖颈，在他的领口处时隐时现。身上蓝白条杆的囚服表明了他的身份——这是一个因犯罪而失去自由的孩子，他叫陈明明。

　　当天下午两点，浙江省某监狱。隔着一条长桌，一个女孩和陈明明面对面地坐着，双方彼此直视，谁也不说第一句话。

　　突然女孩对陈明明说，你站起来。她踮起脚把左手放在陈明明的光头上，然后再用手比了比自己的身高，高兴地转头对身边的中年男人说：“爸，哥又长高了。”

　　一旁的中年男人对女孩点了点头，沉默。

　　女孩说，爸说他很想你。陈明明点了下头。女孩又说：“爸让我问你，你知道错了吗？”

　　陈明明低下了头，他直视着自己左手虎口处的另一个毒蝎刺青，这和他脖子上的那个曾是这个少年引以为豪的青春图腾，那一瞬，眼泪落下来。

　　女孩伸出自己的左手，去抹他的眼泪，哭了。女孩是陈明明的妹妹，她身边坐着的那个中年男人是陈明明的父亲陈老大。

　　谁也没料到，这个家庭一年后的重逢僵局会被一方的哭泣所打破。

　　这个场景被站在一侧的宁波市海曙区法院法官张丹丹看到，她是这场少年犯和家长见面会的组织者。

　　2010年，16岁的江西少年陈明明因抢劫被法官张丹丹判刑。从宣判那刻起，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本应结束的桥段因为这个女法官又有了另一种的可能——4年以来，她一直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去维系这些犯罪的孩子和他们家庭间的联系。

　　特殊的邀请：出路费请外地家长来看孩子

　　在开这场见面会的一周前，张丹丹打电话给陈明明的父亲陈老大：“我问了监狱，你一年都没去看你的孩子了，我希望这次你能来看看他，监狱方面我来联系。”

　　陈明明因抢劫罪被张丹丹判处3年有期徒刑。判决书显示：2009年11月6日，陈明明两次以脚踢、言语胁迫的方式对路人实施抢劫，随后被宁波警方抓获。

　　陈明明没想入狱后，每年都还能见到张丹丹。这个宣判他有罪的女法官，来看他的次数甚至比父母还多。

　　4年前，张丹丹开始了一项少年犯改造试验，她请被自己宣判过的少年犯的家长来浙江探监，直到今年，这个女法官一共给12个外地少年犯的家长发出了邀请，这些家长到浙江的来回路费从她所在刑庭每年获得的奖励中支取。这些奖励，属于她和同事们。

　　一些律师对她说：“你是法官，判案就行，判完了，你就接下一个案子，你管那么多事情做什么？”有的人提醒她：“在单位要注意平衡，不要出风头。”

　　对这些善意，张丹丹说，“我到了这个年龄阶段，只想做一些我认为对的事情。我爱他们(少年犯)，我就要设身处地地替他们着想。”

　　4年中，她每年邀请3个家长，7个家长来了，5个家长没来。家长不愿意来的原因多种多样，有文盲不敢出远门的，有家里忙农活的，有家长的理由更让张丹丹哭笑不得：“哪有法官把我儿子判刑后，还不断邀请我去看孩子？”

　　面对少年犯家长们的疑问，张丹丹坚持自己的观点：“判刑后的孩子更需要得到家庭的关爱。”

　　当天见面会，陈老大跟陈明明说上了话。对于儿子的变化，陈老大偷偷对张丹丹说：“谢谢每年你都来看他、教他，我没想到，以前这个狂妄到扬言有几百个兄弟跟他走的儿子会对我说，以后要来厂里当小工，重新做起。”

　　见面会后，儿子陈明明也悄悄给妹妹递了一张纸条：“我爱爸爸。”

　　女法官的反思：宣判不是一个休止符

　　2006年，此前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法专业的张丹丹被调入宁波市海曙区法院刑庭。初入刑庭的她自述，以前自己是学经济法的，突然让她面对刑事犯罪嫌疑人，自然十分抵触。那个时候她觉得，这些人就是

　　需要法律严惩的。

　　“是我儿子让我觉得，有时候关爱比惩罚对一个孩子来说更重要”，张丹丹说，自己进入刑庭工作，恰恰她的儿子进入青春期。儿子强烈的青春反叛让她猝不及防，一度让她萌生念头：辞去法院工作，回家专心陪护孩子。“那个时候，我越看其他孩子的卷宗我越害怕，总觉得自己的儿子会跟这些小孩犯同样的错误。”

　　一次，张丹丹接手一个案子，一个孩子跟在别人背后去抢，什么没抢到，但成了抢劫共犯，被判刑。“这些处于青春期的孩子犯罪真是非常容易，偶发性极强。”她得出结论。

　　回家后，她就对儿子说：“你看看，今天你妈又接了个案子，这个孩子………”有时候，为了不刺激儿子，她故意装着不经意的样子，旁敲侧击。

　　有一天，看书的儿子说：“妈，你是不是有职业病了？怎么看谁都像罪犯。”儿子的这句话提醒了张丹丹，她觉得自己对待青春期的孩子，不能总以犯罪的心态去看。

　　从那以后，张丹丹开始为儿子学打篮球，接触他感兴趣的事，陪护孩子顺利度过青春期。

　　“宣判在我眼里并不是一个休止符。”张丹丹说，她调查，自己宣判的少年犯中的80%，犯罪原因有家庭因素。

　　今年4月，张丹丹又选了3个几乎从没来看孩子的外地家长，给他们打电话，请他们和她一起去看尚在服刑的孩子。

　　除了江西陈明明的父亲陈老大同意来以外，另外两个家长都明确拒绝。一个在贵州的家长说，自己不认识路，也不识字，不敢来。一个在陕西的家长说，自己在种玉米，没空来。

　　放下电话后，张丹丹在一张今年计划看望的少年犯名单上画上了一个红√和两个红×，情绪有些低落。

　　上陕西：两个母亲间的交流

　　陕西少年阿斌的父母拒绝了张丹丹的邀请。

　　4月18日那场见面会结束后，张丹丹就动了上陕西的念头，她认为，阿斌犯罪很可惜，第一天他来宁波就被同乡喊去抢劫，结果就出事了。同乡叫他去抢的原因，在阿斌的判决书上写得很清楚，他们认为他“胆子大”。

　　2010年的冬天，阿斌被宣判前，他的母亲王玲玲曾来过一次宁波。从未迈出过村子的她第一次坐火车就坐了48个小时，下了火车，双脚浮肿，面对这个陌生城市，一脸茫然，“这就是我孩子打工的城市吗？我的孩子在哪？”

　　走了无数错路的王玲玲，终于找到了关押儿子的看守所。由于尚处上诉阶段，面对高墙，这位农村妇女无法见到她的儿子阿斌。来之前，她把自己身上仅有的两百块钱缝进了给儿子买的棉衣之内，希望亲自将这件棉衣送给阿斌。但一听看守所的人说，棉衣只能由他们转交，这个母亲又纠结地将棉衣中的钱拆了出来。

　　这些是阿斌唯一一次跟母亲通完电话后才知道的。后来，阿斌不断地对张丹丹说，他能体谅妈妈，他想知道自己的父母现在还过得好吗？

　　张丹丹回家和丈夫简单商量后，决定上陕西看望阿斌父母，了解这个家庭的情况，劝说他们再度来浙江看望孩子，同时也满足阿斌的愿望。

　　上飞机前，张丹丹接到了一个熟识朋友的电话，对方听说她要上陕西时，很惊讶：“不会吧，你还真去！我以为你说说而已，你这个法官也管得太宽了吧？”张丹丹笑着回答：“能帮一个是一个，能做一点算一点吧。”

　　4月25日下午，换乘了各种交通工具的张丹丹终于来到了阿斌家，陕西关中一个叫棋盘村的地方。

　　张丹丹在阿斌父母对面坐着，三个人的交谈时不时出现冷场。阿斌的父亲不断地给张丹丹倒水，直到茶杯里的水满出来。

　　一旦提起阿斌的事，父亲常常双手抱头陷入静默。这个朴实、沉稳的陕西汉子始终搞不懂，出去打工的儿子为什么要去抢劫。

　　棋盘村的午后，极少有年轻人出没，和多数荒废掉的中国农村一样，安静得能听见麻雀叫。

　　那天，张丹丹像一个有着同龄孩子的家长，解答阿斌家遇到的种种困惑。

　　她陪王玲玲到集市上给阿斌挑选新衣。村子很小，商贩指着张丹丹问王玲玲，这是你家谁？张丹丹主动替王玲玲说，“我是她西安来的亲戚。”

　　离别的时候，张丹丹带走了王玲玲给阿斌买的新衣，并留下了800块钱：“我希望你能自己去看看孩子。”

　　王玲玲答应了她：“下个月，我就去看孩子，和他爸一起去。”

　　阿斌犯事前的最后一个晚上，他和一起准备出去打工的朋友住在家里。快睡觉的时候，王玲玲跑去对阿斌说：“你别走，就在家打工，家里楼上新修的那间房给你开饭店。”

　　那天晚上，阿斌很不耐烦地回了一句，“妈，你别管，我跟同乡出去不会出事的。”

　　青春图腾：剧烈疼痛后是难以抹去的伤痛

　　距4月18日的那场见面会已经过去了一个星期，回归到正常工作的张丹丹还会不时想起那天，她和她宣判过的15个孩子见面时的样子。

　　那天中午，这些孩子们光着头鱼贯而入，坐下。他们中的很多人身高已经接近成年人，若不是有一个孩子穿着一双绣着唐老鸭图案的红鞋，以及稚嫩的脸庞，谁都不会想到他们还处在青春发育期。

　　张丹丹十分随意地跟坐在前排最左边一个叫阿耿的孩子打招呼：“今年是我第3次见你了吧？过得还好吗？” 此前这个孩子因多次抢劫被她判处4年有期徒刑。

　　安徽少年阿耿咧开嘴笑，大声说：“我认识张法官，今年是您第3次来看我，您能来看我很高兴，我说完了。”

　　3年前，张丹丹到这里就见到了阿耿，这次见阿耿，她只觉得少年越长越高，如今自己站在他面前，身高只到他的下颌。

　　“坐下。”一旁的狱警提醒阿耿，他马上将两只手规矩地平放在双膝上。

　　见面会上，张丹丹事先准备了讲稿，但她说，自己讲到激动处丢掉了稿子。

　　那天她说：“今天我来，是想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从今年5月1日开始，我们国家刑法修正案(八)就要实施了，里面规定，未成年人犯罪如果是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就可以免除前科报告，也就是说，你们刑满后可以不用向新单位报告你们之前犯的罪，犯罪记录将永被封存……”

　　做法官很多年，张丹丹注意到一个细节，这些犯错的孩子中多数会给自己文上“蝎子”这类有毒动物的刺青。

　　这让她有一种感觉，他们的犯罪记录会跟刺青一样，剧烈疼痛后更加地难以抹去。

　　那天，都市快报记者问贵州少年阿荣：“文身时疼吗？”他笑着说：“疼，但觉得很帅。”

　　阿荣，18岁，因入室盗窃入狱。入室盗窃前，阿荣离乡的原因是：讨厌跟随父母种地。

　　和农村很多早早就辍学外出打工的少年一样， 14岁的他就和伙伴们离开贵州，辗转在重庆、广州等地打工，阿荣不习惯长时间地呆在一座城市和干一份工作，在他眼里，这样不自由。

　　在城市中没有朋友，多数时间阿荣混迹于网吧和台球室，热爱着星际和征途这些网游。

　　最终，阿荣来到了宁波。一天晚上，他用撬棍撬门撬开了一户人家。从此这个少年无法回头，直到他17岁生日那天被抓。

　　那天见面会的尾声，张丹丹对阿荣说，“我跟你父亲说过了，让他来看你，结果他说路远、不识字就没来了，你要我带什么话给他吗？”

　　阿荣说：“我理解。他不识字，也不知道我在外面做了什么。”

　　“未来你怎么打算？”张丹丹又问。阿荣想了一下说：“想学理发。”

　　“出来以后去哪？”阿荣摇了下头说，“我不知道，我想我还会呆在城市，回家能干啥？”

　　(为保护未成年人，除张丹丹外所有文中人物姓名均为化名。)

　　对话

　　她判缓刑的83个孩子没有一个重新犯罪

　　张丹丹：待年老时，我希望记住的是我帮助过多少人，而不是我宣判过多少个罪犯。

　　2006年以来，宁波市海曙区法院法官张丹丹一直在进行少年犯审判的缓刑实验，能判缓刑的，尽量不判实刑。

　　“如果一种法律只有惩戒，而没有教人向善，那是恶法。”5年中，她记不清自己求过多少个校长，让他们不要开除已经犯错的学生；对刑满释放或者缓刑期结束的孩子，她更是帮他们找工作；有时，她一个人远赴外省为的是搞清一些孩子的家庭情况，劝说家长不要放弃他们。

　　她所做的已经超越了一个法官的工作范围。

　　对她判案，有人鼓掌，有人质疑。她自己也说，作为法官，她可以不管这些事情。但她“希望尽力去挽救每一个我遇到的人”。

　　5年后，她说：“我一共给83个孩子判了缓刑，到今天没有一个被判缓刑的孩子重新走上犯罪道路，说明实验效果还是很好的。”

　　特派记者汪再兴 发自陕西

　　4月25日下午，在陕西省铜川市的一个宾馆内，法官张丹丹接受都市快报采访。当天，她结束了对家住陕西棋盘村的少年犯阿斌家庭的探访。

　　整个探访的过程，她没说理，也没斥责，更没有逼迫，只是默默地跟随阿斌的母亲王玲玲上村头的集市给阿斌买衣服，回来后，两人再在一起整理新衣。

　　离开时，她对王玲玲说，“我答应阿斌来看你们，如果你们现在忙，我可以先帮你们带衣服给孩子，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弃他。”

　　“做法官17年，有人可能激情早就没有了？为什么你还越做越多？”都市快报记者问张丹丹。

　　她想了一下回答：“我觉得人总有一天要老的，作为法官，我可能对我宣判过的什么大案、要案不会有太多年轻时的激动了，反而我觉得老的时候会记住那些被我挽救的孩子。如果他们的一生因为我的努力而有所改变，我想这是我最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