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精神不仅仅是惩戒

　　更应该是一种救赎

　　都市快报记者：这么远从浙江来陕西看阿斌的家庭，今天你达到目的了吗？

　　张丹丹：达到了。至少我觉得我把小孩子(阿斌)的信息告诉了他的父母，让他妈妈可以放心，我对孩子的妈妈说，她儿子在监狱里过得可以，而且还很体谅他们。孩子的爸爸妈妈也答应我，过一段时间就去监狱看小孩。路很远，这个母亲很犹豫自己是去还是不去，但看到我来了以后，她说孩子的爸爸也答应去看他，可能是父母看到我作为法官都这么关心他们的孩子，他们觉得自己更应该有责任。

　　另一方面对孩子来说，我把他父母买的鞋子、衣服转交给他，我觉得当小孩拿到这些物品的时候，能感受到父母对他的疼爱，内心会慢慢感受到一种温暖。我相信通过这件事情，对他的改变会很大，那这次我来的目的也达到了。

　　记者：你今天还和阿斌母亲一起去集市挑选衣服，这是自然流露还是做给我们看的？

　　张丹丹(笑)：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母性特别强的人，我希望我跟这些孩子父母的交流，像父母对父母的交流方式，而不要像法官对被告一样。我觉得作为父母关系，可以谈得更深入，我想知道，他们怎么看自己的孩子犯错，今后打算怎么办。父母的想法对这些孩子的未来很重要。

　　记者：你知道人的价值观影响着我们对事情的判断以及态度，也决定了我们会做哪些事情。你对法律的价值观是什么？

　　张丹丹：法律条文本身是冷冰冰的，它可能只体现了一个惩戒。但法律条文背后有着对人的教育意义，这需要法官用实际行动去诠释它，而不是说说而已。

　　记者：你用了诠释这个词，怎么理解？

　　张丹丹：我认为，法律精神不仅仅是惩戒，更应该是一种救赎。

　　记者：很多时候，你做的已经超越了法官的职责，做这么多，它算考核吗？

　　张丹丹(笑)：肯定不算，有时候我还要倒贴钱。但我经常听人家说，救一个人胜过造一座佛堂，有人愿意到寺庙里去拜菩萨，我喜欢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做一些事情，去尽力挽救每一个我遇到的人。通过调研，你会更了解这个孩子，你会发现，这些孩子犯罪背后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家庭原因，而不是简单的犯罪事实。

　　如果现实仅仅是刑事卷宗里写的那些孩子路过什么地方，抢劫了某某人这么简单，那法官直接按照法律条文判决好了，如果这么轻率，我良心会过意不去。

　　一个孩子如果连妈都不相信他会变好

　　那他真的是没救了

　　记者：你把少年犯叫做“走错路的孩子”，为什么这么喊他们？

　　张丹丹：2007年我读研时做研究生课题，我选了一个少年犯缓刑制度，那个时候我读了大量有关国外少年缓刑犯的书，在国外看来，小孩子犯罪就是普通的小孩子犯了个错误，大人只要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他完全可以改好，国外大量数据表明，对孩子犯罪，你给他判实刑的效果并不好。这个时候，你要做的是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去帮助他，教育他，效果会非常不错。

　　记者：之前你是什么想法？

　　张丹丹：至少我刚到刑庭的时候惩罚观念还是非常强的，就是说你犯罪了，必须惩罚你。

　　记者：那个时候你自己有了孩子吗？

　　张丹丹：有，我当时有一个上初一的儿子，他也是很叛逆，那时候我非常担心，每天回家都会跟他说，哎呀，我今天又审了一个案子。以后人家去抢东西，你千万不要跟着人家去，你听见没有？经常对他说这些。

　　记者：你很紧张，生怕他犯罪。

　　张丹丹：对，我很紧张，我儿子也是青春期，我害怕他一不小心就犯事了。直到有一天，我儿子突然对我说，妈妈你是不是有职业病，怎么看谁都像罪犯。后来我想想我的思维不对，一个孩子如果连妈都不相信他会变好，那他真的是没救了。我作为法官，对那些犯错的孩子，也可以试着给他们更多的爱和更多的宽容。

　　判实刑很容易

　　判缓刑会产生大量的工作

　　记者：2006年你接的第一个少年犯案子，你就判了缓刑，当时怎么想的？

　　张丹丹：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孩子没有主观恶意。我到小区走访，周围的人都说他很乖，对母亲也很好，我认为，他属于偶发犯罪，他为了兄弟义气去打架，然后拿了人家的手机。如果我不做调研，就给他判实刑，很容易毁掉这个孩子一辈子。

　　记者：我查了下资料，当年你还专门为这个孩子创新了一个缓刑听证制度，这个制度是怎么做的？

　　张丹丹：就像你说的，我不了解他，我希望听听对他了解的人说说对他这次犯罪的看法，所以，我请了他学校的老师、小区的干部、办案的民警，还有媒体记者一起旁听，给我的量刑提供帮助。我还想看一看，如果我判他缓刑，家庭和小区是否有条件去帮助他，挽救他。

　　记者：同一个案子，这个法官和那个法官判是不一样的。怎么会有这种差别？

　　张丹丹：我觉得一个是理念上的问题，不同的法官在理念上有异同，就是说你是想惩罚他还是想挽救他。第二个是一个责任心的问题，对我来说，给一个孩子判实刑很容易，如果要判缓刑的话，就会产生大量的前期工作，判了以后还要做大量回访。我要定期去回访，去帮助他改过。我觉得后者法官付出的心血要比前者多得多。

　　记者：你对这些孩子了解越多，会不会给你内心带来一种纠结？同情心会不会影响到你对法律的判断？

　　张丹丹：我想不会，这种调查能让我对每一个犯罪的孩子都有更深理解，能让我更接近事实真相，这个孩子犯罪是主观恶性大，还是偶发性犯罪？这在对他们量刑上是有区别的。我觉得，现在一些法官对少年犯的案子不做大量调查，拍脑袋就得出判孩子实刑还是判缓刑的结论，这样做太轻率，对孩子太不负责。

　　对于孩子的审判

　　更需要一种人文上的关怀

　　记者：现在你很关注这些少年犯罪背后的社会、家庭原因，那反过来看，这样做对受害人公平吗？你怎么去把握？

　　张丹丹：第一，我想我不能超越法律底线；第二，我希望孩子们要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做了这么多年的法律工作，罪与非罪在我这里应该不是个问题。我觉得少年犯的审判工作可以让我的理性和感性比较好地结合，因为我觉得很多少年犯的审判，只要事实不出现问题，小孩子都承认，不需要法官有很多法律智慧，而更需要有一种人文关怀。

　　记者：你到刑庭后，大概判了多少个孩子缓刑？

　　张丹丹：接近83例，但是令我高兴的是，没有一个被判缓刑的孩子重新犯罪，这说明我这样做是成功的。

　　记者：也就是说5年中， 没有一个孩子重新犯罪？

　　张丹丹：是的。在国外，少年犯重新犯罪率是很高的，所以我觉得我的这种缓刑实验还是有效果的。

　　记者：有没有遇到过特别为难的事情，比如，你很想给他一个机会，但是法律不允许？

　　张丹丹：有的。虽然我在庭上宣判他有罪，但我脱掉法袍，作为一个母亲来讲，我看到跟我儿子同龄的人进监狱，心里很难过。

　　记者：有时候，你是否感觉你是一个人在战斗？

　　张丹丹：是，有时候会孤独。

　　法官都原谅他了

　　结果社会不容他

　　记者：我听说，你动用私人关系给自己判缓刑的孩子找帮教基地，比如找企业家，找人大代表，你想过没，欠人情是要还的。

　　张丹丹：没想过欠人情。可能对我个人来说，案子仅仅是案子，但对每一个具体的人(少年犯)来说，那关系到他以后一辈子，如果没有人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特别是一个小孩子，如果你没给他安顿好，没有一个正常的收入，他可能又会回到老路上去了。如果你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那这些小孩都会对你说，真的非常感激法官，也非常珍惜法官给他的这个机会。

　　每次孩子说感谢，我总是激动得要掉眼泪。所以我做缓刑实验以来，那么多孩子都是真心悔过，没有一个孩子重新去犯罪。我记得有个孩子缓刑期满后带着女朋友回来看我，对我说，张法官，我现在能够自信地面对未来的生活了，听到这些，我真的特别高兴。

　　记者：帮这些孩子重返社会容易吗？

　　张丹丹：不容易。有的时候我也感觉挺无助的，因为关心小孩子，需要全社会的努力。我对一些学校很失望，一旦有孩子出了点事情，学校第一个念头就是开除他，而不是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

　　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学校有4个孩子犯错误，我去跟他们校长说，校长一口回绝了，一定要给他们判实刑，绝对不允许他们继续留校。我好说歹说，落实了帮教措施，校长才同意不开除，我也给他们判了缓刑。

　　记者：法官都能原谅他们，但社会却不能原谅他们？

　　张丹丹：是的。有一次，我去看一个缓刑期满的孩子，我问他生活过得怎么样？那个孩子对我说，张法官你要我说假话还是说真话，我说当然是说真话。那个孩子说，我说假话就是我过得很好，说真话就是我现在想改好，但是我有前科，社会不容我。

　　记者：社会不容我，这句话你感触很深。那现在这个孩子怎么样？

　　张丹丹：现在这个孩子在给一个企业家做司机，应该很不错。作为法官，我对这些孩子是能保密就保密，除了那个小区的人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他犯过罪)。对孩子保密这一点，我是非常重视的，每次回访他们，我都开普通的民用车，从来不用警车，我想尽力保护他，怕被人知道他有前科，对他心理造成伤害。

　　被同行强烈质疑

　　但她仍要替孩子守住秘密

　　记者：你提到给这些犯错的孩子保密，你做了哪些事情？

　　张丹丹：前年，我召开公检法联席会议，我就想推一个前科封存制度。我说，我跟小孩接触很多，现在对小孩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想改好，但是社会不给他机会。之前小孩刑满后到任何单位工作，都要对单位说，我曾经犯过罪。我开会时说，现在人家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你让他怎么去找工作？我说，是不是我们法院自己给刑满释放的孩子做个证书，除一些特殊单位，比如考公务员、参军必须报告，一般单位就不报告。

　　记者：当时有人反对吗？

　　张丹丹：我一提出就遭到了非常强烈的抵制，有人说我，你这是突破法律底线，完全违背法律规定的，他们觉得我作为法官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但事实证明，我是对的。

　　记者：事实证明你是对的，什么样的一个事实？

　　张丹丹：今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开始实行，在第100条中增加了一款，“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这跟我之前的思路不谋而合，我觉得我的这个理念开始慢慢被国家认可，整个国家对小孩的关爱和我的实验方向是一致的，大势所趋。

　　记者：当时有人质疑你在突破法律底线。这既然是底线，你却要去碰，这对于体制内的人来说需要很大勇气，既然不被人喜欢，你为什么要去做？

　　张丹丹：我觉得我到了这个年龄阶段，只想做一些我认为对的事情。你爱他们，你就要设身处地替他们着想。事实上我接触了那么多孩子，一个个都变好了，在我眼里根本不是罪犯了。如果你老是给他贴上罪犯的标签，会让他心里有一个包袱，很难让他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

　　缓刑犯座谈会上

　　孩子们讲话都会出乎我的意料

　　记者：我这里有一张你给缓刑期孩子开座谈会的合影，他们笑得很开心，放下了心理包袱。

　　张丹丹：你看不出来他们是罪犯吧？那么年轻，一个个阳光、帅气的。我觉得自己不仅是在做一件喜欢的事情，还在帮助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看着他们一个个长大！每年在我举行的缓刑犯座谈会上，判缓刑的孩子们每一次讲话都会出乎我的意料。

　　记者：意外？哪些意外？

　　张丹丹：他们都不像我第一次在法庭上见到时那样，都对我低着头，很羞怯。站在法庭上的孩子，会对自己的前途很迷茫。但又一次见面后，我和他们又熟悉了一些，他们开始对我说一些心里话。我记得，有一个孩子告诉我，说自己以前做事比较冲动、比较幼稚，现在做事会思考一下，应当做还是不应当做，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他们开始对自己的人生有了一个规划，我非常高兴。

　　记者：等你年老时，再去回想你的法官生涯，你会选择记住什么？比如作为新闻记者，我一般会记住我写过多少重磅案子，或者因为多少罪恶因为我的调查而被惩处，正义被彰显。你会记住什么？

　　张丹丹：等我退休的时候，我想去做一个义工(笑)。现在还没想好。但我想，等我年老回顾法官生涯，我希望记住的是我帮助过多少人，而不是我宣判过多少个罪犯。这是我对法律精神的理解。

　　张丹丹说自己是个母性很重的人